事情发生在多年前的8月

    28日。8月28日是瓦西里·阿克肖诺夫［（1932—）俄国当代著名作家。1980年移居美国］的生日。

　　阿克肖诺夫其时已出版了他的第一批优秀著作如《带星星的火车票》和《来自摩洛哥的橙子》。瓦西里·帕甫诺维奇的大名无人不识，他的名字给复兴俄罗斯散文带来了希望。

　　阿克肖诺夫交游甚广，过得既像绅士又豪奢。他挣钱不少，可一个子儿都没存下。

　　生日庆祝会就是按这两个原则来办的。租用文学工作者中央之家整整一个晚上。餐桌设在两个大厅里，一个像巨大的冰斗，另一个像字母“П”，来宾多达数千人，外加一队爵士乐队。

　　到处摆放着切开的成熟的阿斯特拉罕西瓜和菲利浦·莫里斯牌美国香烟。食物，葡萄酒，伏特加———一切都是优质的。

　　我从列宁格勒去参加阿克肖诺夫的生日庆祝会，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就你一个？”瓦夏问我。“就我一个，”我回答说。“任尼亚有事儿来不了。”

　　“那就请和我的日译者坐在一块吧。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我这就介绍你们认识。无论谈什么都行。”

　　瓦夏把我领到一个根本说不清年龄，戴眼镜，身穿浅色外套，梳着平整的分头的汉子旁边。我们在餐桌摆成“П”字形的大厅里并排坐着。

　　我们用高脚玻璃杯喝伏特加，佐以上等鲟鱼子和鲟鱼肉。应该找些话题聊聊。

　　“您翻过阿克肖诺夫？”我问，以便挑起话题。

　　“是的，”日本人谦恭地说，“十分愉快。两部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和《来自摩洛哥的橙子》。”

　　“您研读俄国文学很长时间了吗？”

　　“我毕业于东京大学俄文系。打那时候起便开始翻译。”

　　“请问，除阿克肖诺夫外您还翻译过谁？”

　　“我翻了九十六卷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全集。”

　　“您大概在说着玩吧。”“不，完全不是说着玩。我还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八卷集，别谢勉斯基（俄国小说家）八卷集，冈察洛夫六卷集和许多单行本。”

　　“这不可能，”我激动起来，给邻座的玻璃杯斟上伏特加。

　　“怎么不可能？”日本人不动声色地说。“您这就会相信，我没有过甚其词。”

　　那时候还没有袖珍计算器。日本人除去餐巾，掏出一支名贵的蒙布兰牌钢笔，写上一沓数目字。然后向我解释说：“我五十二年前大学毕业。每天都工作，难得离开家。我用一个特别系数来统计自己的进程。我一年放假两天———我的妻子的生日和天皇的生日。我的定额是———每天六页纸。对，大学毕业后我病过二十-二十五天。这些天我也要算上。现在我把这一切互乘，”日本人边说边凑近了稿纸。

　　尽管在我看来，他在耍我，但我仍然激动起来。就在我喝酒和吃小食时，日本人算好了他的数学习题，他强调的双重特点的结果，一旦看见这个难以置信的数字，我马上明白过来，他一点也没夸张。我差点想吻他的手，但管住了自己。看见桌子边还有一听装得满满的鱼子，便推给了他。

　　每当我想起逃避工作，或者在书桌前找不到写作的状态，又或者想到哪儿去时，我总想起这个日本人互乘的那一沓数字。

　　我国翻译文学史上，专业俄国文学翻译家以汝龙和草婴成就最大，称之为量多质优，毫不溢美。但是，从量来说，比起上文提及的那位日本人，毋庸讳言，两人仍远有不逮。汝龙去世已二十年，他晚年倾其全力译校的《契诃夫文集》，可说是翻译生涯的曲终奏雅。草婴三十年来虽然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集，但也仅得十二卷。两位翻译家除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外，还翻过不少别的俄苏作家的作品，如果出版社要出他们的译文全集的话，大概也就只有三十至三十五卷。是他们不如日本翻译家勤快吗？当然不是；是他们不珍惜时间吗？也不是。汝龙四九年后就弃去公职（他曾当过上海平明出版社的编辑主任），不领工薪，仅以版税维生；上海译文出版社七八年欲聘草婴为总编辑，他却而不就，原因都在惜时如金，视名山事业重于一切。那么他们的翻译量何以会比日本人少一大截呢？

　　日本翻译家大学毕业后几乎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地摆弄自己的翻译，汝龙草婴一旦卷入“以革命的名义”掀起的各种运动，他们能够独善其身吗？能躲得过这些瞎折腾吗？“文革”中，汝龙藏书被抄，房子被占；草婴下干校，两次险死还生，后期被迫去翻供批判用的所谓内部参考小说，这才是造成他们的人生悲剧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