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抗战前期撰写的一部军事著作，自发表后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其中最负盛名的译本是由杨刚翻译的英文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横行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中国的主要大城市相继沦陷，国内民众心里弥漫着悲观情调。面对这些消极情绪和错误言论，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连续发表演讲，一方面初步总结全国的抗战经验，另一方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的方针。7月1日，《解放》周刊社在第43、44期《解放》合订本上以《论持久战》为主标题(副标题是“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作了刊载，全文共约5万字。《论持久战》发表后，以其指导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日战争的雄辩力量，极大地振奋了民情人心。

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抗战，党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译成英文，以便传播到国外去。组织把这项重要的翻译任务交到了女地下党员、多才多艺的杨刚手中。杨刚才华横溢，英文流利，当时年仅20多岁，在接到翻译《论持久战》任务时的公开身份是香港《大公报》社的驻美国记者，由于工作关系，她的社交范围很广，并与美国著名女作家项美丽(英文名字埃米莉·哈恩)结为好友。

项美丽是美国刊物《纽约客》的资深记者和特约撰稿人，兼任上海英文报《字林西报》的编辑和记者。1935年，项美丽来到上海，当她得知杨刚将翻译一部中共最高领袖关于抗日的著作时，决定把杨刚接到自己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中。就这样，项美丽那幢花园洋房楼上靠西的一间小屋，成为杨刚的翻译工作室兼起居室。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杨刚常与项美丽的爱侣、精通英文的邵洵美一起研读原著，斟酌字句，切磋译文，最后一起定稿。

邵洵美是新月社等文艺团体的核心成员，他开办书店，投资出版业，是20世纪30年代享有盛誉的翻译家、出版家、诗人和集邮家，据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后来披露，杨刚那时身体病弱，常常服药，但她在项美丽的花园洋房里埋头翻译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据项美丽回忆：“洵美自然常来。杨刚在翻译中不时和洵美字斟句酌，我也曾过目，不过只是提些语法上的修改意见。洵美则为之润色。”

邵洵美在协助杨刚翻译的同时，认真阅读了《论持久战》全文，他在实际上由自己主编的英文版《自由谭》(1938年9月1日创刊，以项美丽名义编辑出版)上撰文道：“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决不是偶然事也。”

《论持久战》全书还未译完，邵洵美就开始在同样以项美丽名义创办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中文名为《公正评论》或《直言评论》)上予以连载发表，并在编者按中写道：“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论持久战》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在《公正评论》上分4次连载完毕。连载过程中，邵洵美还计划发行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特地在黄色毛边纸公文笺上用毛笔为英译单行本写了一篇1000字的序言，题目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曾先行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其中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据项美丽透露：邵洵美将这篇序译成英文(以前有资料说是杨刚翻译的)，后来刊登在《论持久战》单行本首页。

在项美丽、邵洵美的帮助下，杨刚夜以继日伏案工作，不久便完成了《论持久战》的翻译和定稿。当杨刚向中共地下党组织汇报后，党组织决定把译稿的秘密排印和发行任务，郑重地托付给邵洵美。邵洵美勇敢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为此，杨刚在英译本后记中专门写下感谢邵洵美的话语。

邵洵美接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他虽然办有时代印刷厂，但不能印制外文书籍，于是他和挚友王永禄(时任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总务)几经考察后，决定将译稿秘密交给与时代图书公司素有业务往来的一家印刷厂。邵洵美为此整天呆在厂里看稿，从送稿、往返传递校样到出书。两个月后，500册书印刷完成，32开本，封面白底红字，印着英文书名《论持久战》以及著作者“毛泽东”几个字。

由于英译本《论持久战》不能公开发行，为安全起见，邵洵美驾车将500册书运回家中，然后一部分由杨刚经中共地下渠道发出去，另一部分四五十本由邵洵美与王永禄在夜间开着车，一本一本地悄悄塞进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里，项美丽的德国朋友、时为德国驻沪实习领事的皮特·华尔夫也参与了投送。

《论持久战》英译本在寓居上海的外国人士中辗转传播开来后，反响极大，并迅速传到海外，引起世界上热爱和平人士的高度关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