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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宣传画

饥饿记忆

我幼时在老家县城读初中。学生大多家境贫寒，享受着每月数元的人民助学金。一日三餐，都是几个人围在一起，蹲在地上进食。自然是粗茶淡饭，但求一饱。偶尔路过教工食堂，但见我们孙老师正专心致志地对付面前的那一小碗红烧肉。好生羡慕哎。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享用到这样的一碗肉就好咯。孙老师是教语文的，在下就这么点儿出息，当初老师如何给我们传道授业，释疑解惑，几乎全都淡忘。唯独那一小碗红烧肉却牢牢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后来到省城上高中，就餐条件略有改善，有正儿八经的学生食堂，饭菜也比原来丰盛。八个人一桌，就餐时需有人来分菜，比如早餐的花生米就轮个数，绝对公平。荤菜很少，川人把吃肉叫做“打牙祭”，一周也就那么一次。最有趣的是，每逢打牙祭的那天（一般是中午），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围挤在一个大木桶旁边，目的是捞到一点“油面子”，就是煮肉汤表面上的那层油水。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学生大多穿草鞋，甚至打赤脚。宿舍里蚊虫肆虐，有人连蚊帐都置办不起，用所谓的头罩代替，一觉醒来，头部早已挪出罩外，饱受蚊虫叮咬。所谓的床，没有床板，只有几根木条，也没有褥子，把床单直接铺到竹质的笆笆片上，就算床铺了。

及至到北京上大学后，情况方大为改观。住的是楼房，每层有卫生间，冬天还有取暖设备。至于说到伙食，简直就如登天堂。顿顿见肉不说，且分文不花。因为师范生全部享受人民助学金。1957年（大学三年级）赴中学教学实习期间，一早一晚仍在大学食堂用餐，饭菜比平日丰盛，中午在中学的教工食堂就餐，档次更高，多为小炒。照这样下去，赶上孙老师那个水平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了。

按理应该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谁知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反而是每况愈下。为什么呢？说来话长。我因年幼无知，误中“阳谋”，后受到“宽大处理”，发配边陲，工资扣发，只给一点生活费。当时的全部“家当”，除了一床被子、几件换洗衣服，就只剩下离校前到废品收购站买的一只竹箱，实际是个破篓子，里面放了几本书。家中老母和弟妹原本盼着我挣钱养家，如今我已是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我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多年之后仍然家徒四壁，至于孙老师当年的那碗肉，早已是可望而不可即。

头两年虽然艰苦，还可每天混个肚儿圆。到了“低标准，瓜菜代”的年月，可就窘态毕露了。我供职的地方，原本也是“天下黄河独富一套”的米粮仓，秦汉以来即实现黄河水自流灌溉，旱涝无忧。这时居然也闹起了所谓的“严重自然灾害”。原本每月三十斤的粮食定量一度缩水至二十一斤。副食品奇缺。难耐的饥饿使人再也顾不得什么尊严、脸面，堂堂大学老师当众舔碗、提暖壶到食堂灌面汤之类的事情，已是司空见惯。我们也开始吃起榆树叶之类的“代食品”。

我仗着自己年轻力壮，仍是天天加班，终于得了浮肿病。有的好心人甚至怕我顶不住了。当时物资匮乏到了极点，连饭碗也成紧缺商品，就用废罐头盒代替，打回菜汤来，加点酱油膏，再放到火炉上咕嘟一阵，似乎这样就可以增加一点营养。加班加点，仅可得到几个土豆之类的“犒赏”。

其实我要算够幸运的了。因为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老家，更是饿殍遍地。城镇居民的口粮一度降至每人每月19斤。农村的情况更为严峻。我的祖母和外婆原本身体硬朗，这次都未能挺住，先后病故。家母和年幼的弟妹之所以能挺过来，没有出事，主要是沾了豆渣的光。原来他们住在一家酱品厂的宿舍，豆渣乃制作酱品时的下脚料，当时则成了救命宝物。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举国上下痛定思痛，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扭转颓势。1963-1966年，全国情况大为好转。谁知肚子刚刚填饱没两天，又开始了新的折腾。这次是长达十年的“文革”，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四川人吃上了兰考的粮食。原本盛产小麦水稻的塞上江南，也居然开始调入高粱米、玉米等粗粮，面子丢尽。副食供应日趋紧张。

我因情况特殊，更显捉襟见肘。有一次去托儿所送饭，让工宣队队长（曾任海军副司令员陶勇中将的警卫员）碰见，他执意要看看碗里的东西，看完则大吃一惊，当场把我“熊”了一顿：“这怎么行呢？下一代啊！”原来我送去的东西与众不同：一碗只有几片白菜叶的面条里，见不着一星半点肉末蛋渣。孩子瞅着小伙伴碗里的鸡蛋羹，甭提有多眼馋了。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情，孙老师要么已经作古，要么也已七老八十，他如果知道自己当年的弟子居然穷困潦倒若此，不知会作何感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对而言，1956年可说是国人生活中一个太平年份。1957年开始折腾（反右派斗争），人人噤声；1958-1962年大折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饥荒），元气大伤；1963年又开始折腾（农村和城市的四清运动），草木皆兵；1966-1976年超级大折腾（“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二十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105岁老人周有光曾经现身说法：“我在北京，是政协委员，应该算是特殊阶层了，但花生米都吃不到。我家里面有母亲、孩子、几个保姆，粮票都不够用。人家说政协有俱乐部，吃饭不用粮票，可以同夫人一起去吃。我们就经常去，很滑稽的是，每天碰到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生产停滞，物资匮乏，不降低才怪。

假如没有后来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孙老师面前的那一碗肉，我辈怕是今生今世也无缘享用了。

◎述弢，翻译家，曾担任《列宁全集》第二版部分卷次、《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的译校，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