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俄语文学翻译家，译著有《滨河街公寓》（合译）、《亚玛街》、《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日瓦戈医生》（合译）、《邪恶势力》（合译）和《塞纳河畔》；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苦味酒》、《回眸莫斯科》、《从苏联到俄罗斯》和《蓝英年随笔选》。（记者 孙纯霞 摄）

　　今年《捍卫记忆》出版。对于那些怀念俄罗斯文学的人来说，这本书仿佛击中了某种文字的乡情，久违的文字，久违的蓝氏译笔。

　　1933年出生的蓝英年先生，是俄罗斯文学的点灯人，他翻译俄罗斯文学，也有意识地在俄罗斯文学中，寻找着关于人性的尺度，关于真理与价值的尺度。1989年，蓝英年应邀去苏联教授汉语，刚好目睹世界当代史上最大的变革过程，苏联解体，之后他的兴趣就从俄罗斯文学转移到历史上，并写下大量思想随笔。

　　利季娅的《捍卫记忆》这本书与蓝英年有近半个世纪的情缘。1958年，蓝英年被下放到青岛一个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偶然读到报纸消息，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作协。那时他尚不知帕氏何人，通过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亲友，拿到帕氏的《日瓦戈医生》俄文版，才知帕氏的伟大，几年之后蓝英年与张秉衡合力将《日瓦戈医生》译成中文，成为经典译作。

　　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作协的那个房间，正是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的房间，“如果想想当年被开除的人中有左科琴和阿赫玛托娃，有被开除后去世的帕斯捷尔纳克，有不久前被开除的索尔仁尼琴……我感到骄傲的是你们用对待他们的手段对待我”，利季娅的这段话被蓝英年多次引用，这是有血性有良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骄傲。

　　2008年，利季娅的女儿，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联系上蓝英年，并确信翻译过帕氏作品的蓝英年，定能知利季娅作品的价值，将其翻译好。蓝英年则早已期待将利季娅的作品译入中国，1999年，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苏联知识分子对体制的反思，就提到利季娅，他说：“如果你能帮我找到出版社出版，我就把它译出来。”

　　蓝先生曾以日拱一卒的勤勉，一点点写下苏联档案解密后的历史真相，然而终究年事渐高，心纵有余力却不足。在采访中，蓝先生搬出大叠俄文原版书，感慨说：“我若是年轻十岁，那多好啊！”饶是如此，蓝先生却在做一件可能让很多人都惊讶的事情，重新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他说，当年翻译得太匆忙，现在重译，希望能把帕氏小说的诗意最大化地展现出来。

　　■ 对话

　　文人的骨气和底气

　　《新京报》：关于利季娅，你已经在很多文章中都写到了，2001年出版的一本随笔集，题目就是《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那本书前两篇是关于利季娅的，第三篇则直接是你翻译的利季娅的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时隔十年，《利季娅作品选》才出版，你对利季娅感情不浅。

　　蓝英年：哈，是的。1989年我在俄罗斯教书，看电视看到从美国回来的白银时代的老太太尼娜·别尔别罗娃身旁坐着另一位老太太，我就问朋友这位老太太是谁，人家告诉我是利季娅。后来我读了利季娅的《被作协开除记》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极为震撼。这个女作家身上有传统俄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始终听从良知的声音，敢于质疑敢于反思。

　　可以说，利季娅是反思体制的先行者，比索尔仁尼琴都要早。她继承的，正是俄国自果戈里以来的那种批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她对真相与真理，有一种偏执的热情，把那些当时是群情激奋的会议，都记录了下来。

　　《新京报》：利季娅和很多著名作家都有交往，比如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并详细地记录了与他们交往的过程和自己的所思所想，这是否也是你对她的作品有兴趣的一个原因？

　　蓝英年：首先，当然是利季娅的作品打动我，她在竭力揭露一个被谎言残害的社会，去靠近真相。她与你说的这些作家的交往，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利季娅一家三代都是作家，她的父亲在当时非常著名，因缘际会，她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录者，通过她的日记，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极权的残酷荒诞，和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反抗。

　　她不仅对外部世界有反思，对自己的反思力度也是很深的，我在文章里也有写到这一点，她曾经说，“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对社会真相保持沉默。对每个人来说，总有一天真理会扼住他喉咙，并永远钻入他灵魂。”她这份清醒，非常可贵。

　　这本《捍卫记忆》是利季娅的作品选集，我还把徐振亚也拉进来一起翻译，都是“30后”了，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度，我们选择的原则，就是尽量选择读者熟悉的。其实利季娅还写过很多重要的作家，只不过国内读者不熟悉，我们就没选。

　　现在谁还会看这么严肃的书呢？不过我的几个30后朋友很激动，邵燕祥啊、朱正啊，都告诉我要写评论。

　　苏俄历史转变，值得中国更多关注

　　《新京报》：从苏联到俄罗斯，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这个经历过剧变的国家怎样描述过去的历史，怎样把扭曲的东西回复原样，怎样重新定位历史人物，以及知识分子的回忆与反思，都非常有意义。可惜这方面的译作很少。

　　蓝英年：我和朱正先生有个集子，名字就叫做《从苏联到俄罗斯》，你说得对，从苏联到俄罗斯，有很多值得中国关注的东西。随着苏联档案解密，我也把兴趣转到了俄苏历史，如果我能年轻十岁，就能做很多事，把一些有趣的书都翻译进来。

　　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中国是需要去更多地理解它，我知道有些人，比如沈志华，在做一些中苏关系的研究。但是现在精通俄语与俄罗斯文化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读书，读到非常不可思议的翻译错误，真觉得无可奈何。

　　《新京报》：记得你曾写文章，说有人把斯大林的私人翻译别列日科夫，译成勃列日涅夫，私人翻译变成苏共总书记了。

　　蓝英年：闹了大笑话。那本书是漓江出版社的《高尔基传》，有趣的是，我后来读别列日科夫的传记时，又发现了不少错误。翻译问题，其实是谈得很多了。前几年，我就说我对译文质量已经麻痹了，这几年还是没见好转。

　　我觉得主要是社会对翻译不理解，以为翻译是很简单的事情，出版社稿费又那么低，我这次翻译的利季娅作品，出版社给的稿费千字不到一百，哈哈，我在其他地方写个小文章也比这个高点。

　　怎么提高翻译质量，还真是个问题。我觉得，首先社会要理解翻译这个工作，出版社呢，应该少一些功利心，好的译作是需要耐心等待的。最后，译者自己得有底线。我在俄罗斯教书那几年，就发现在具体的情境中，字面意思和实际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啊。我当时有一个习惯，上街带个本子，听到自己不懂的句子，就请人家在我的本子上记下来。有时听到有人在骂，我也会跑过去让人家把骂人的话帮我写下来。学习语言，就得不耻下问啊。（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