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发表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200余篇，著作7部，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 余部，其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诉讼笔录》及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等作品，先后十余次获国家或省级优秀成果奖。199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2008年和2010年两次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

　　傅雷是

　　前行者的明灯

　　羊城晚报:您认为翻译家应该具备怎么样的素质？您欣赏的老一辈翻译家有哪些？

　　许钧:我很尊敬老一辈翻译家，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曾有幸与季羡林、萧乾、草婴、叶君健等老一辈翻译家进行过对谈，这些对谈现已由译林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对于翻译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我觉得也不能给出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我可以举我非常崇敬的翻译家傅雷为例。傅雷先生一生译作宏富，出版了《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姨》、《高隆巴》等数百万字的经典译作，对中国文化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高超的外语能力，深厚的国学修养，对所译作家作品的理解和爱，严谨的翻译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于我而言，他除了是一个翻译家，更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一生都在渴望光明、追求真理，所以能够与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法国文学巨匠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达成精神上的契合。虽然因为时代的缘故，傅雷先生最终选择安静而勇敢地离去，但他给后人留下了不灭的火种，烛照在历史的天空，成为了后来者前行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出版部门缺乏严密的翻译质量控制机制

　　羊城晚报:相比起过去，中国人对西方小说的接触越来越同步了，一些出版社为了抢夺市场，及时地买断每年诺贝尔获得者的书籍，造成了翻译速度非常快翻译质量下跌的现象，不少读者时常会发出感慨：“这么差的作品，竟然能得奖？”我想，这里边切实存在着翻译质量的问题，更有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为“翻译危局”，您怎么看？

　　许钧:十几年前，我曾就一些翻译问题请教过季羡林先生。当时季老就已感慨“现在翻译风气不好，有的翻译很不负责任”。我想出现这样的现象，必然是有其原因的。自从文化也变成一种产业之后，自从市场对翻译的需求量日增之后，很多人沉不住气，过分贪图眼前利益。我曾听说有些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甚至让不懂外文的人去抄译、剽窃名著。从直接原因来看，问题还是出在图书出版的整个管理机制上，如今的翻译出版部门，没有一个严密、严格、严肃和科学的翻译质量控制机制。

　　另外，我们也知道，文学翻译的报酬很低，整个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重视不够，导致翻译人才短缺，也令高质量的翻译少之又少。不过我认为，谈论“翻译危局”似乎有些言过其实，毕竟一本译著从开译到最终进入市场，会经过译者、校者、编者的重重把关。而且，随着行业渐渐正规化，中国在文学翻译方面剽窃、抄译的时代也慢慢过去了，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到最后它总会回到正轨上来的。当然这最后还是要依赖整个社会对于翻译的重视。

　　羊城晚报:反过来，西方对中国作家的作品却并不见得多，记得王岳川在一次讲座里提到过，中西之间的翻译存在的“逆差”非常大。

　　许钧:这种“逆差”或者说失衡现象既有历史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封闭状态，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主义，包括西方一些国家采取的重扩张轻接受的文化策略，都影响了西方对中国作家的译介。但我们也看到，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文化领域地位的提高，加上政府的重视和中国图书出版机构的积极努力，这架原本严重倾斜的天平也在慢慢回到平衡状态。当然，要实现完全的平衡甚至“顺差”，需要文学界、翻译界、翻译研究界、对外汉语言文化推广和传播机构的努力，也需要不断加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总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翻译速度快并不意味质量差

　　羊城晚报:有业内人士认为，有的翻译家一年就可以翻译一两本甚至更多的书，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谈谈您的翻译速度吗？

　　许钧:1978年，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开始学着做文学翻译，到现在已经翻译出版了30余部著作，差不多也就是一年一部的速度。每个人的翻译习惯不同，每本书的难易程度不同，我想不能简单地以翻译速度来评判译作质量的高低。当然，老一辈翻译家“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的执著精神和严谨态度在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至于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想是如何克服语言、文化障碍，尽可能地忠实再现原作的风格。例如翻译吕西安·博达尔的《安娜·玛丽》，我要处理的是语言结构，博达尔的语言结构十分独特，译成汉语有困难，有的结构（如名词）必须要转译成完整的句子才行。翻译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时，最大的难点在于互文性，书中经常出现前后文以及不同文本的交叉、呼应。他的小说充满反讽和隐喻，具有正话反说和意在言外的特点，这是我在翻译昆德拉小说时遇到的最大困难。至于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难度就更大了，二十几万字，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翻译完。幸好我的有些翻译工作能够得到作者本人的支持，他们给予了我变通的权利。

　　羊城晚报:翻译如何能做到对原著忠实，又能充分展现出原著的精髓？

　　许钧:忠实于原著和充分展现原著精髓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忠实于原著并不仅仅是忠实原著单词意义和句子结构，最理想的忠实，是忠实于原著的精髓，或者换句话说，是忠实传达原著的风格。风格问题一向是文学翻译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作者的文字风格是由词语的调遣特征与倾向，句子的组合结构与手段，修辞手段的选择与使用等等表现出来的。所以要再现作者的风格，译者就得从炼字、遣词、造句等方面去做。比如傅雷就认为“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因为他认为“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翻译活动有其主体性，纵使译者有良好的主观愿望，要求他百分之百忠实于原著从客观上来看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忠实与其说是一种结果，不如说是一种态度。态度端正了，也许不一定能够实现充分展现原著精髓这样的结果，但态度不端正，那么译作一定不会尽如人意。

　　翻译就像选朋友

　　羊城晚报:过去的翻译家，一辈子也许就翻译一位作家的作品，您也说过，翻译一个作家的书籍，不仅仅是翻译，而是在研究，您研究的西方作家中，最喜欢的有哪些？

　　许钧:翻译一部书就像是在选朋友、交朋友。我们和人交朋友，自然应该努力去了解他，翻译也是一样的。我每翻译一部书，都会进行思考，最后有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是翻译带给我的另一种意义和价值。我翻译了托多洛夫的《失却家园的人》、米歇尔·图尼埃的《桤木王》和昆德拉的《无知》等作品后，都有感而发，写了一些研究性文字。因为翻译的缘故，我产生了系统研究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状况的念头，现在这个念头已经变成了《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这本书。在翻译和研究过程中，我常常会和作者本人进行交流和沟通，我和吕西安·博达尔、艾田蒲、勒克莱齐奥等就是如此结识的。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先生是我很喜欢的西方作家，1980年我就开始翻译他的作品，他现在不仅是我所译的作者，我所研究的作家，也是我的好朋友。

　　羊城晚报:曾经有网友对比过您和作家韩少功翻译的米兰昆德拉的那本书，韩译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您译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作为专业的翻译家，您认为作家翻译与翻译家翻译有什么差异？

　　许钧:作家翻译与翻译家翻译的差异，我觉得很难从类别角度出发去谈。但这个问题也折射出普通读者的一个观点，即人们常常会认为作家翻译似乎能够保证文采，但忠实度可能差强人意，而翻译家翻译似乎能够保证忠实，但可读性就不如作家翻译。我是不太赞同这种观点的。首先，中外历史上很多作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翻译家，其次，作家翻译也有不同的倾向，比如鲁迅倾向直译，而法国著名作家波德莱尔在翻译爱伦坡小说时，几乎可以说达到了改写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地看。以我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经历为例。那段时间，我与韩少功先生有过交流，他对翻译问题，例如忠实性和创造性等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两个译本的差异，主要还与时代因素、个人的翻译观、个人风格有关。时代所提供给韩少功的翻译的可能性跟我翻译时的可能性不同。他翻译这部小说是在 1987年，在那个时代，需要避开很多表达方式，对有些段落甚至不得不进行删改。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拥有更多的自由度。正是因为时代有别，翻译出来的作品也会有所不同。另外，每位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表达时也会有不同的风格。

　　苏童小说法译本

　　有不少翻译误差

　　羊城晚报:我了解到，现在不少中国作家也有作品被翻译到西方，但是基于汉字的复杂性，您认为这些翻译的准确程度如何？

　　许钧:翻译活动首先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语言符号不能孤立地来看，一种语言符号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意义生成系统，它身上积淀着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全部文化。所以与其说是语言的差异造成了翻译困难，不如说是文化的差异从根本上造成了翻译困难。参照体系一变，文化语境一变，一部作品的意义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一变，其面貌必然发生变化。比如苏童小说法译本的翻译误差，我们曾提到，《妻妾成群》的法译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与结构被改变，原文中本没有引号的对话全部加上了引号，多处对话结尾的句号被改换为感叹号这样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标点，原文中很多长段被断成短段。这样的翻译误差无疑会导致作者的语言特点、整部作品风格的流失。但这些误差与其说是汉语的外译难度造成的，不如说是译者和出版商的选择，其用意都在于将作品浅析化，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从而将读者的阅读重点指向作品的故事层面。因为一部小说、一种文化在域外的译介和接受过程很不简单，它涉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之间的碰撞。反过来说，误差的存在虽然造成了遗憾，但我们也应看到，翻译活动绝不仅仅是字面层次的语言转换，而应是思想的转渡和文化的移植，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转换并不比欧洲语言之间的转换更为复杂，而且谈论符号间的准确对等是没有意义的，德里达就曾说过，如果只从符号角度来看，翻译根本上是不可为的。我想比起拘泥文字间的对等，翻译活动更该注重其所承载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维度。

　　女作家池莉在法国

　　很受欢迎

　　羊城晚报:您所了解到的国内作家在国外的出版发行情况如何？

　　许钧:我对国内作家在法国的出版发行情况比较了解。中国古现代和当代典作家在法国的翻译情况，我指导我的一些博士生做过一些研究。从鲁迅、巴金、老舍、郁达夫等现代文学作家，到王蒙、陆文夫、张承志、莫言、韩少功、王安忆、黄蓓佳、苏童、叶兆言、王硕、余华、毕飞宇、池莉等当代作家，已经有很多作品被译介到了法国。据一些研究者统计，截止2006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法译本包括复译本在内约145部；在当代文学方面，1980年至2009年期间，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译本有三百部左右。随着法国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渐增，我想这个数字应该会呈递增趋势。法国有一些专业引进中国图书的出版社，例如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南方书编出版社等，都在为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作出积极的努力。但与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相比，法国对中国作家的译介一是译书种类少，二是译本发行量少。通常一个译本如果不再版的话，也就是几千册的发行量。池莉是近几年在法国译介得比较多的中国作家，她被翻译成法语的八部作品，包括再版本在内，在法国的总销量达到了七万多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