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余华10月13日在暨南大学礼堂举行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与文学》讲座，礼堂座内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在讲座结束后，余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说:“19年前写完《活着》时，根本没想到这本书会给我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6年前写完《兄弟》时，根本没想到这本书会让我在世界上了一个大台阶……”

《兄弟》让我在世界上了一个大台阶

羊城晚报： 近几年来，您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到西方国家，可以大致介绍一些翻译的情况吗？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翻译得不多，大概七到八个国家，多的是《兄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几部翻译到二十个国家了。我的书最早是1994年翻译到法国，包括了两本书，一本是《活着》，还有一个是两个中篇小说的合集。因为法国对出版外国文学的兴趣比较大，所以法国相对多一点，除了散文、随笔和一两个中短篇小说集，其他的书都出版了。但是，最多的应该是韩国，韩国连我的随笔散文都出版了，如果韩国现在要出版我的书，我手上已经上没有新书给他们了。

羊城晚报：毕飞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余华在欧美市场的表现很有趣，他在90年代就开始在欧洲被介绍，但真正在市场上有很好的表现在我看来是因为《兄弟》，因为《兄弟》，他的其他作品被带起来了。”您认同吗？

余华：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光靠《兄弟》是不够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本书在整个90年代在世界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这两本书有些国家是重复的，比如说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主要的语言，而且他们基本都是同一个出版社。但是一些小的国家会将它们分开出，比如捷克、色列、保加利亚等这些小国家基本是交叉出的，因为他们不会出一个作家太多的书，可能出个一两本，三四本就到头了。这两本书出版的国家已经达到20多个。后来我想，《兄弟》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大成功是这两本书已经给我做了很好的铺垫。《兄弟》的出版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各个方面的评论非常多，销量也很好。

羊城晚报：《兄弟》比《活着》更受欢迎？

余华：每一个作家都是不一样的，帕幕克在美国卖得最好的是《雪》，在法国卖得最好的是《伊斯坦布尔》。在法国、德国我的书销售最好的应该是《兄弟》，到今年三月份，已经销售了四万册，大大超过《活着》，德国《兄弟》光精装本就卖了两万本，明年春天还要出平装本。但是在美国，迄今为止销售最好的仍然是《活着》。《活着》出版10年了，现在每年还能卖三千多本。在韩国销售最好的是《许三观卖血记》，出版了十多年了，现在每年还能销售一万多册。在意大利就都差不多，三部长篇都差不多，在西班牙《兄弟》跟《活着》打了个平手。从销售上看，都差不多，但是用西班牙一个评论说———《兄弟》是余华第一个国际性的重要作品。也不是没有道理，确实那时候英语世界、法语世界、德语世界好评如潮，尤其是英语世界。《兄弟》在美国出版所遇到的评论之狂热，是远远超过《活着》。各个国家情况不一样，但是毕飞宇这话说得是对的，《兄弟》让我在世界上了一个大台阶。

美国读者不知道鲁迅

羊城晚报：历来都有人认为，中国艺术家只要在政治上有异见，就能得到西方的关注，甚至获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华:这是中国单方面的想法。文学奖的政治倾向性不能说没有，但是政治倾向性还是在变化的，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了西方，主要还是因为文学性。如果是因为政治原因的话，一些流亡海外的作家的书政治性更强一些，但是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大陆作家在西方那么顺利。因为人家要的是文学作品而不是一本政治书。至于作品是否带有一种批判性，那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具有的，比如说美国的作家会对美国有一个批判性，欧洲的作家会对欧洲有一个批判性，中国作家也不可避免对中国社会现实有一种批判性，这些都是共通的。

羊城晚报：从审美角度来看，您认为西方读者能欣赏中国文学特色吗？西方读者有关您小说的评赏与国内有没有误差？

余华：差异肯定是有的，因为西方读者有时候会对中国翻译过去的某些东西看不大明白，但都是些小方面的差异，因为他阅读的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部政治类书籍。根据我的经验，西方读者提的问题通常也是中国读者会提的。差异主要存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版者和译者都很头疼。像我这次在美国要出一本散文集，里面有一章是写鲁迅的，出版社的编辑希望我把这一章删掉，因为他说美国读者没人知道鲁迅，所以他觉得这章不重要。但是我说这本书是给中国读者写的，鲁迅对我们中国很重要。他觉得你在写一些美国读者很陌生的东西，在美国除了一些研究者知道鲁迅和关心中国的少数读者以外，一般人都不知道鲁迅是谁，所以出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我没有同意，他们也就没有删除。那么，在小说中，涉及小说的一些具体东西的时候，出版社的编辑会和我充分地商量，商量出一个如何解决的办法，既保留原著的味道，又让美国读者能够理解。在一部几百页的长篇小说里，有那么两三个小地方看不懂也无所谓的，也不会影响整体理解。

羊城晚报：西方那些出版商，到底看中中国作家什么？

余华：应该说是兴趣和喜欢。我在我的法国出版社出版四五本书的时候，我到巴黎跟我的编辑说，很抱歉，我的书在你们这里卖得不好。他就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们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我们要持续地一本一本地出你的书，不管你的书是挣钱还是赔钱，我们喜欢你的书，所以我们要出版。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你有一本书突然会卖得非常好，然后你前面的书全部跟着起来。到了《兄弟》，确实就如他们所预言的。当然，我很感谢哈金，我的书是哈金推荐到兰登书屋的。

中国作家如何在西方畅销起来?

羊城晚报：我注意到，现在有很多作家都在谈论一本书出来后，能卖得动多少，收获多少码洋。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余华：一本书写完以后，它的命运作家根本把握不住。我在19年前写完《活着》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本书会给我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这个财富是多方面，不仅仅指的是钱。在1992年到1998年期间，《活着》两万册都没有卖出去，1998年重版以后突然开始卖好了，而且没有任何宣传，后来《许三观卖血记》借着《活着》光，也跟着起来了。所以每一个作家都有一本给他带来幸运的一本书，我的这本书就是《活着》。

羊城晚报：中国作家在海外市场卖多少册书才算成功？

余华：大家都知道，北美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但是美国读者和法国读者不一样，法国读者很爱读外国小说，美国读者不爱读外国小说，他们只爱读美国小说，你要是能够在美国卖个两三千册，可能就算成功了。兰登书屋是全球“巨无霸”，他们出版一本书需要两年的时间，定稿以后还有两年的过程。2007年兰登书屋出版我的《在细雨中呼喊》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当成重点，他们当时已经在做《兄弟》出版的准备工作，他们放弃了《在细雨中呼喊》，就是不做任何宣传，评论也很少，除了《时代周刊》上面的一篇评论以外，其他像样的媒体没有任何评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卖了4000本，这在中国作家里面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量了。

羊城晚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余华：除了极少数作家出来一本书畅销全球以后，绝大多数作家都是靠积累的，就是一本书一本书地积累，一本书会给你扩大一些读者，一直积累到那个份，是一个过程。我不是那种一夜爆红的作家，当那个《活着》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时候，我在中国文学界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我在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7年就作为先锋派作家高度受到文学界关注，受到市场欢迎已经是1998年。《许三观卖血记》1998年一万册都没卖到，一直到2000年以后突然好卖了，然后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像作家出版社2009年接过《活着》，到现在是2011年10月，三年多一点，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活着》在市场上销量还很大的情况下，作家出版社的《活着》依旧能卖了31万册。所以，畅销不畅销作家根本就控制不了。

羊城晚报：在国外市场,中国作家的书卖出去多少本才不亏？

余华：这个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每年的财务报告看不懂，不是他们语言问题，他们的报表复杂，反过来，兰登书屋的比较清晰。我现在比较高兴的是，我在兰登有五本书，只有《在细雨中呼喊》赔了一点小钱，大概有700多美金，这就意味着可能明年就可以给他挣回来了，其他所有的书都是赢利的。法国报表看不懂，但是《兄弟》肯定是给他们挣大钱了，今年三月份，我在书店看到《兄弟》法语的平装本还放在桌子上，放在桌子上，这就意味着至今为止仍然卖得很好。

中国记者要向西方记者学习

羊城晚报：您经常到西方参加文学交流活动，在跟西方媒体人交往中，您对他们印象如何？

余华：坦率地讲，西方的媒体记者是中国记者要好好学习的。我们中国的记者往往是捕风捉影，比如说一本新书出来以后，作家接受采访，记者会问余华老师这本书写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欧美是绝对不会遇到的，你都没有看过，干吗还要做这个采访呢，而且还要作者给他介绍这本书写的是什么。西方媒体很认真，而且是经过很严格培训的。2006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关于《兄弟》的文章，那个记者采访了我两次，第一次是在上海采访的，后来他到北京来出差，又对我补充了一次采访。后来，他又通过邮件来确认采访内容，比如说他问我这本书会不会出英文版，我说肯定会出，但是他不放心，在写文章的时候，他又来问我，你把要出这本书英文版的编辑的邮件给我，我要去问他们，连这么细小的问题他都要落实的，决不能犯一丁点错误。《兄弟》出版了以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拿过普利策奖的记者采访我，我们就在闹哄哄的一家小餐馆里面，他把录音笔饭桌上一放，一边吃饭一边喝啤酒聊天，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就拜拜了，最后他写出来的那个文章，兰登书屋的编辑看完就说：《纽约时报》为什么没有做那么好的文章？我在西方确实遇到过很多很棒的记者，像《纽约时报》在《兄弟》出版前，要用六个版面来介绍我，其中一个版面是我的一张大照片，他们请了印度作家潘卡杰·米什拉飞到北京和我工作了一个礼拜，每天见面两小时，有时候在家附近，有时候出去乱逛，然后离开。他回去之后写了《余华笔下神经错乱的中国画面》，这篇文章在《纽约时报》发出来的时候，反响非常好。

羊城晚报：那么西方的评论家呢？

余华:在西方，没有专职的评论家。记者也是评论家，他们为报纸写评论文章。此外，有些大学里的研究者，也经常给报纸写书评，但他们平时是做研究的。美国也有一些很好的学术杂志，但很少，不像中国的大学学刊那么多，所以，美国那些学术杂志发表文章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另外，西方的小说家也很爱写书评。

四五天会更新一次微博

羊城晚报：腾讯微博多次出钱让您到国外看NBA比赛，然后写观感微博，您是个球迷？是微博控吗？

余华：我是球迷，比较喜欢的是篮球、足球和网球，暂时计划明年五月和苏童去法国看法网。其实我对篮球、足球和网球的喜爱就好比现在很多非专业写作者对微博的喜爱是一样的，他们是把微博当成一种娱乐，但是对于作家来说，写微博就像工作一样的，有时候觉得休息了还在工作，不过没办法，为了看比赛还是得写微博。我更新得不多，四五天更新一次，苏童大概二十天更新一次，毕飞宇从NBA回来后就不更新了。我一般不怎么看微博，就体育关注得多一点。我一般用手机处理微博，用电脑处理其他事情，工作要分开，如果用电脑处理微博，就更像是我在工作了，不像是在娱乐了。

羊城晚报：新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在国内读者心中一直觉得很神秘，这是一本写给外国人看的书吗？是否会考虑在国内出版？

余华：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国内其实也能出版，不过要做一些修改，我坚信这本书以后肯定能在中国出版，这一点我充满信心，而且我希望能够保持这本书的完整性。没必要为了出一本书而委曲求全，去做一些我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