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笔墨有时比石头重 可以对抗暴力 　　8月17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他的作品朗诵会上。昨日，2011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倾盆大雨中揭幕，大批中外著名作家、学者和市民风雨无阻造访书展。早报记者 高剑平 图

　　“笔墨有时比石头重，可以对抗暴力”

　　勒克莱齐奥与毕飞宇、许钧对话“一个作家的历险”

翻译家许钧（左一）、作家毕飞宇（左二）、作家勒克莱齐奥（右二）、袁筱一（右一，勒克莱齐奥作品译者）。
　　20年前，勒克莱齐奥曾经来过上海，他还记得当年在上海的市场里居然买了一只刺猬。20年后重回上海，昨天，在一场使“树木都沉浸在幸福中”(勒克莱齐奥语)的雨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来到上海书展，参加首届上海国际文学周系列活动“一个作家的历险：勒克莱齐奥作品朗诵暨作品文学交流会”，在朗读了自己的作品《奥尼恰》小说片段之后，勒克莱齐奥与作家毕飞宇、翻译家许钧做了一场三人对谈。勒克莱齐奥现场收到的礼物是文房四宝，作家说，对于写作者而言，“笔墨有的时候比石头还重要，可以对抗暴力。”

　　昨天是勒克莱齐奥第一次在上海做公开活动，在开幕式上作了简单致辞之后，勒克莱齐奥开始了一场近1个小时的签售活动。这位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间断地签出了1200本自己的作品，勒克莱齐奥自己也感叹，“中国对于文学有一种热情”，“中国人对写作非常敬重”。做完签售，勒克莱齐奥就去参加了“一个作家的历险：勒克莱齐奥作品朗诵暨作品文学交流会”，现场塞满了四五百名读者。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副教授王苏先朗诵了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流浪的星星》片段，然后勒克莱齐奥的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筱一朗读了《非洲人》片段，最后是勒克莱齐奥用母语法语朗读了《奥尼恰》片段。活动的重头戏是勒克莱齐奥与作家毕飞宇、翻译家许钧的三人对谈。

　　勒克莱齐奥：“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他在别的事情上没有什么天赋。”

　　毕飞宇：“书写对人内心的冲击是巨大的，更不用说写小说这样的事情。”

　　许钧：勒克莱齐奥是我将近30年的朋友，1980年代初通信，后来见面。毕飞宇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袁筱一和我也都是朋友。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第一部书，是我1980年代初翻译的，也非常巧合，毕飞宇先生在法国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我推荐在法国出版的。我想给他们俩提一个问题，对你们而言，心目中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怎么样的？

　　勒克莱齐奥：一部好的作品首先是一个能够忘掉自己的作品，但是对于我自己，它也是存在的作品。我想这也是一种奇遇，一种能够走出自己的奇遇，一种失落的奇遇。

　　毕飞宇：我把最爱的作品放在枕头边上，然后书房，然后客厅，然后家以外。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好的作家不光是一个普通人，当你和他朝夕相处之后，他必定会成为你的亲人。所以，好的书是亲人。

　　许钧：毕飞宇小的时候还没有怎么读过书，就开始写作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书可读。但他非要说话，说话也没有人听，他就开始写作。勒克莱齐奥先生7岁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在床上练习写作了，那部作品他还记得，题目叫做《漫长的旅行》。两个人都这么早开始写作，一个想说话，一个是在床上有话要说。对于你们俩，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勒克莱齐奥：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破房子里，是一个比较贫穷的街区，每天放学后跟伙伴们一起回家。我都是在等我的同学找我出去玩，但他们从来没有烦过我，我希望他们从窗下找我。那个时候，我为了度过这段时间，为了抵抗孤独，我就写一些故事，一方面可以让我度过这段时光，另一方面我把我写的故事念给我的同学们听，我也可以在同学们中受到欢迎。因为我不太擅长游戏，我个子很高，足球踢得非常差，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天赋，而写一个故事可以使我得到伙伴们的喜欢。你们可以从我的这些小故事得出结论，对于作家来说，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他在别的事情上没有什么天赋。

　　毕飞宇：我首先想起了跟写字有关的小故事。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乡村教师，在我工作以前，所有的岁月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我们家的天井就是学校的操场，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写字、写作是一个充满刺激性的举动。有一天下了一夜的暴雨，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就拿了一把很大的铁锹把我父亲的名字写在操场上。我父亲姓毕，毕明，整个操场上就是这两个字。我的父亲就过来了，他过来的时候，实际上是踩着我的字，也就是他的名字走过来的。我就紧紧地盯着看我的父亲，那个时候我特别渴望父亲能把地上的两个字认出来，那是我写的。同时又特别害怕我的父亲把那两个字认出来，因为一个孩子对父亲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当时我的内心没有这么复杂，就是紧张和激动而已。从这可以看出，书写对人内心的冲击是巨大的，更不用说写小说这样的事情。

　　勒克莱齐奥：“为那些不能够拥有自己声音的人写作。”

　　毕飞宇：“在真相面前，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政治家。”

　　许钧：我还想问问两位作家，文学的力量对于你们来说到底是什么？

　　勒克莱齐奥：我觉得作家跟别人如果有一些差别的话，就在于作家内心始终有这样的愿望，需要和不写作的人说话。这种需要可能会慢慢演变成一种激情。实际上写作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一张桌子一支笔就写了，写作本身有孤独和神秘的一面。除了这个之外，写作可能还有另外一面，我们要为那些不能够拥有自己声音的人写作。有一些人，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的地位处境当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可能可以为他们说话，成为他们的声音。我想这也是对于作家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毕飞宇：我把爸爸的名字写在地上，里面肯定有欲望。再往下分析，就是真相。我的父亲叫毕明，我叫他爸爸，我妈妈叫他姓毕的，好多学生叫他毕老师，很多村民叫他“喂”，他当时还是“右”派。可是真正的身份，接近真相的身份，最本质的身份是毕明。对孩子来讲，潜意识里面有一种冲动，就是抓真相。其实在真相面前，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政治家，所有的政治家都是艺术家。他们所做的方法是相反的，艺术家渴望面对真相的时候是亲近和揭示，政治家面对真相的时候是隐瞒和遮蔽。

　　勒克莱齐奥：我的童年感受不到所谓的权威。因为我不是跟父亲生活在一起，我可能要在我的写作当中建立某一种境界。当然有一点我们是很接近的，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两个人是一样自私的。你觉得是吗？

　　毕飞宇：是的。

　　勒克莱齐奥：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介入文学，介入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的写作方式在法国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写作中即使不讲介入，总还是要建立某种道德或者伦理。对于法国年轻作家来说，其实他们不管是讲家庭故事还是社会中的事情，都试图在写作中建立一种伦理，哪怕这种伦理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一种冒犯，哪怕这种伦理是一种不伦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能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幸福，现在有很多写作形式，也可以糅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喜欢的形式，说我们自己想说的话。法国文学在19世纪非常辉煌，而20世纪以后逐渐没落，我认为这是一种灿烂和辉煌的没落，将孕育一种新的生机。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人汇集到一起谈文学，在19世纪可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谈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