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7日，我国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迎来自己的第一百个生日。

    杨绛女士，真可谓一部“百科全书”，她的话语充满了生活的哲理和智慧。我想，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回家”，在“回家”之前我们也应该向这位百岁老人学点什么，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充实，更有意义。

    在很多人眼中，杨绛是作为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而为世人知晓，而实际上，杨绛本身也是卓越的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和学者，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她1911年出生于无锡书香世家，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在校期间与钱钟书相识并结为伉俪。

    郑土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他和杨绛是多年的同事，二人相识近半个世纪。杨绛退休后，郑土生时不时去三里河探望，把她的信件、借的书、所里分发的物品捎过去。郑土生业余爱好写诗，退休后已有诗作百首。杨绛百岁生日前夕，郑土生携新作《寿星颂》登门献诗。我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所的博士生有幸随访。

    屋内的陈设简朴依旧，水泥地板，素墙四面，悬挂着几幅古字画。杨绛听到响声，手里拿着助听器从书房走出来，步履轻捷。她身着淡蓝与纯白相间的条纹衬衣，蓝白小方格的裤子，黑色凉鞋，素雅而得体，举止言谈仍可见大家闺秀之风范。虽是百岁老人，但面容洁净清秀，表情生动，头脑清晰富于思辨力，说起话来还是轻言软语，却又不失幽默风趣。

    郑土生恭敬地将《寿星颂》呈上。“我刚才和小吴（已跟随杨绛15年的保姆）说，土生来，肯定要写诗颂我，看，被我猜个正着！”杨绛掩口而笑，眼睛笑成一条缝儿，“他以前就爱写颂诗，我跟他说你若给我写颂诗，我就跟你绝交！他不敢写，这次我过百岁生日，我就知道他要写。被我猜着了吧？”72岁的郑土生看到献诗被接受，高兴地大声说：“You are right!（你是对的！）”

    杨绛在92岁时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散文集《我们仨》。里面写道：“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慨‘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但是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以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正如杨绛所说，“我们仨是不寻常的偶合。”1932年，杨绛与钱钟书在清华古月堂门口相识，1935年结婚，1937年生下独女钱瑗，一家三口一生都致力于学术，且卓有成就。1997年，不到60岁的钱瑗因病早逝；第二年年底，88岁的钱钟书也与世长辞，留下87岁的杨绛孑然一人。很多人都担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失去至爱的两个亲人，杨绛一定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可是，12年过去了，步入期颐之年的杨绛仍平和地生活着，并且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她说，我得留在人世间，给我们仨“打扫现场”。

    这个学术之家素来淡泊名利，唯好读书、治学、育人。2001年，杨绛作为“我们仨”的代表，将2001年上半年所得稿酬现金72万元，及其后出版作品的报酬，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激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勤勉读书，成材报国。

    除了整理钱钟书浩繁的遗稿，杨绛也动笔写散文重温这一生珍贵的回忆：“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百岁的杨绛，仍然每天工作，刚刚付梓的是她用毛笔誊写的钱钟书诗集《槐聚诗存》。这本诗集以前她曾誊写过一遍，且已由三联出版。但杨绛却嫌有若干错误更改处，看上去像草稿，不够完美。所以，她就每晚在客厅的大书桌前誊写，每天两大页，最多三大页，正是在这一句句诗行的默吟中，在一笔一画的书写中，她仿佛重回昨日，又和故人相聚。“诗集刚刚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这次一个错字没有！”杨绛说。

    我问她：“您对自己哪一部作品最满意？”杨绛回答得很干脆：“都凑合。”她说目前没有再从事翻译和戏剧创作，偶尔会写点小说和散文，手头上正给几个友人回信。得知我的专业是比较文学，她打趣道：“我该向你学习啊，你是博士，我才是学士，并且念的还是政治学。”说完又掩口而笑。

    “早上起床后，我先做‘八段锦’，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先看一些不太费脑的东西。”杨绛一边说一边比划“八段锦”（一种气功健身法）的动作。“餐饭一般吃些粥和蔬菜，晚饭就将中午的剩菜再热一下，另外还会吃水果和酸奶。”

    秉持一贯的低调，杨绛希望在平静中度过自己的第一百个生日。“我和社科院陈奎元院长早就约定了简单两用法：我也不摆酒宴客；大家也不用专门为我庆祝，吃一碗长寿面就行了。”

    在读完杨绛96岁写的散文集《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写道：“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郑土生说：“杨先生这一辈子经历的太多了，可她还是保持一颗坚强温暖、无比包容的心，她就像一面镜子，映照世事变幻。”所以，郑土生用了一首咏镜子的古诗，写下他的献诗《寿星颂》：“静观兴衰具慧眼，看透美丑总无言。才识学德传五洲，崇高心灵享永年。”

    ——摘自《望新闻周刊》

    读7月16日“文摘报”，被杨绛先生答记者的话所感动。以前看过杨先生写的若干文章，觉得这位老人实在了不起，她的先生钱钟书更是大家熟知的一位真正的大知识分子，“围城”这本书或这部电影相信许多人都看过。今年7月17日是杨先生百岁寿辰，我特摘录了文章的第三部分问答，这部分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位百岁老人的睿智和豁达，让人们看到了一颗异常年轻的心，以及面对人生边缘的从容心态。

    记者：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让人不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记者：杨先生，您一生是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杨绛：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了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记者：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话，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不过也只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期颐之境，几人能登临？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

    杨绛：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在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e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 day（每天都有新的经历和新的感受）。

    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像“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的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我一向把理解我作品的读者当成知心朋友，感谢朋友们多年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我现在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 day（过好每一天）。

  ——摘自《泰山文摘报》

    《中国国门时报》